在荷蘭讀書生活工作後，看回台灣，我常常反思：
這個只比台灣稍大一點的低地國，到底是如何做到長期的安定均等與富足？
在稍稍瞭解荷蘭的國家發展史，和他們如何在十七世紀成為海上霸權後，我以一個更瞭解歷史背景的角度，來欣賞荷蘭人民族性裡的踏實，積極和由之而來的創新。
(踏實和創新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概念，在荷蘭人手裡卻成了因為解決實際問題需要，而發展出的創舉)
荷蘭王國的建立, 並非和當時其他歐洲聯邦國家這樣，來自民族主義的覺醒，
（他們甚至在一開始同意西班牙的統治）
而是商人為了想保有他們的經濟利益，拒絕付出高額賦稅給愛打仗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，(是為了錢！）
於是原本各自為政的各省聯起反抗。 財富的積累也讓市民獨立於貴族的統治，從貴族手中買到了城市的自治權。
對於經濟自足的追求，一直存在於荷蘭的歷史和民族性中，成就了這個以小搏大，均富平等的社會。
從荷蘭人面對清朝皇帝的態度，將他們務實的性格展露無疑。
當時沒有外交使團願意對順治皇帝行三跪九叩禮，只有荷蘭人願意： 因為他們不想為了所謂的尊嚴而捨棄了更大的利益。
反觀於航海時代的先驅西班牙和葡萄牙，航海活動皆由強有力的王室贊助，荷蘭人的航海行動卻由商人聯合起來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執行。
為此荷蘭人還發明股份有限公司，讓股東出資成立公司；他們更發明證券交易，讓股東可以拿著股份到交易所換現金，
阿姆斯特丹的證券交易所就是世界第一個證券交易所，比英國的還早一百年。
除了會賺取財富，我覺得荷蘭人的踏實個性，讓他們守得住財，這項特點遠比會賺錢珍貴。
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航海活動中掠得大量財富， 但王室貴族揮霍無度的消費，
不但沒利用這些所得發展國內工商業（因為貴族害怕工商業發展導致中產階級興起，進而讓貴族喪權），一般平民的生活絲毫沒有改善。
兩國逐漸沒落，海上霸權卻由荷蘭這個自然條件差，當時人口只有一百五十萬人的小國取代。
荷蘭人的商賈性格則比前兩者務實許多，從十七世紀荷蘭名畫家唯梅爾的油畫中可以看出，當時一般人民的衣食無缺，健康情況良好，
時至今日，荷蘭人的均富性格仍可以從良好的社會福利中看到。
看向南歐現今的經濟狀況，不禁不讓人感歎：民族性是會遺傳的，歷史也依然重演！
只比台灣稍大四分之一的荷蘭，卻在十七世紀成為世界和海上霸權，靠的是創新的體制，務實的商業性格。
他們認知自己的不足與強項，知道自己的自然資源不足，因此需要向外看，向外發展貿易。
在荷蘭，國際化不是名詞，而是現在進行式的動詞，在公司中，你可以看到各國的工作人，在路上就連八十歲的老奶奶和公車司機都會講英文。
在荷蘭我很少看到穿戴名牌的人，或是任何炫富的行為和文化 (甚至很少看到名牌店)，相對的，我也沒有看過向人乞討的乞丐。
走在街道上，至少視覺上來說，會覺得大家的生活品質都是一樣好的，沒有窮跟富的差異。
這個感覺對我來說是舒服的，愉快的，就算我是一個外來者，我可以清楚感知到這個社會是一個很平等均富的環境。
在瞭解到荷蘭社會的背後，是由殷實的市民階級所支持建立的背後，我對這樣的社會文化便一點都不感到意外了。
我不知道荷蘭是否有陷入過經濟泥沼過，但相信以他們原生的踏實民族性格，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可以很快被發展出來。
就像1950年代在荷蘭因海水倒灌的大水災，荷蘭人只花了兩個禮拜就決定出長遠的水利計畫，要蓋位在北方的攔海大壩徹底解決水患。
台灣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力氣在討論自己要往哪裡去，太多內部和外部的雜音在內耗我們應該要發揮的實力，
經濟和社會問題惡化，卻一直沒有開創性的措施來解決問題。
我們陳述問題，卻沒有仔細的想清楚問題的根本原因，
或是更精確的說，沒想過自己真正想要的是甚麼。
每個民族的個性和發展路徑都不同，看看荷蘭務實的發展路途，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啓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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